今天來說一說常識。什么是常識?一加一等于二是常識;普通人用力將足球往天上踢，足球最終都會掉落到地面上也是常識。但有些本應該人人都知道的常識卻一直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比如說：誰最關心學生的安全問題?官員?媒體?還是學生的父母?

　　新快報的深度周刊報道了廣州市南沙區“未來之星”幼兒園失敗的“校車實驗”。該幼兒園的園長馮淑英出資購買正規校車以接載學生，但學生家長對此并不買賬。由于大型校車并不能通過鄉間的狹窄小路，家長必須將幼兒送到三公里遠的上車點才能坐上校車，結果就是這個校車改革是徹底失敗的，該幼兒園的學生人數從去年的150多人下降到今年2月1日僅有30多人。

　　對此，馮園長極不理解，她首先反復規勸家長“你十月懷胎，辛辛苦苦把孩子養大了，難道還不肯為了孩子的安全，每天多走幾步，去接送孩子嗎?”再后來就直接將責任歸咎于現在還在繼續使用野雞校車的幼兒園，“其它幼兒園的野雞車都把生源搶走了。”馮淑英有點可惜又憤憤地說。最后，她直接向媒體舉報其他還在使用野雞校車的幼兒園，她自爆自己使用野雞車的經歷給電視臺，她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已經使用了正規校車，其它幼兒園也必須淘汰野雞校車，使用正規校車。”

　　學生的上學安全應該受到關注，但請我們先回到最初的問題上面，常識告訴我們，對這些學生的安全最緊張的人是誰?是這位熱心教學的馮園長?是與學生毫無血緣關系的教育官員?是一腔熱血的媒體?還是與這些學生骨肉相連的他們的親生父母?

　　選擇野雞車而放棄正規校車，這是學生父母的選擇，原因也在報道中明確說出來了。在馮園長口中的“每天多走幾步去接送孩子”，實際上的情況卻是“以南沙區珠江街前鋒居委會永安二街為例，要進入到這里的學生家門口，必須經過一條2公里多長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還需走過一條長約1千米、寬約3米的村巷，而“未來之星”幼兒園正規的52人座校車只能停在遠離村巷的三公里外的路口，望“村”興嘆。”那些為正規校車競爭不過野雞校車而鳴不平的人們，那些在感嘆劣幣驅逐良幣的媒體人，你們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為坐上正規校車而每天都要走3公里并不平坦的村路來回兩次?在這3公里的路程中，學生的安全就沒有受到其他威脅?如果要評價風險，不應該單單只看學生上了校車后的風險，更應該將接送學生的整個過程來進行全面的衡量。家長面前有兩種選擇：校車就在家門口的野雞校車，校車在3公里外的正規校車。家長經過反復權衡利弊，用行動表達了他們的意愿：“未來之星”幼兒園的入園人數大幅下降。

　　馮園長現在應該做的，不是寄望于用公權力來打壓自己的對手，不是寄望于用公權力來將自己的意愿強加到學生家長的頭上。如果自己提供不了家長需要的服務，就去搶占道德制高點，去質疑家長是否關心他們自己的孩子，去找權力部門和媒體惡意攻擊同行，這樣是真正關心孩子的表現嗎?

　　媒體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以怎樣的標準來決定是否報道這些新聞呢?如果媒體的報道是真心想學生的處境得到改善，而不是為了搶新聞、爭頭條，那么媒體就應該以自己的智慧來判斷這些報道刊登出來后學生的處境是會因此變壞還是會變好。廣東電視臺的呂晴春記者曾經說：“(如果由于媒體報道導致政府取締野雞校車再導致學生沒車可坐而必須步行上學時，)出現這樣的結果，不是因為報道的緣故吧，而是地方政府懶政惰政的結果吧?不去指責地方政府不作為反而指責媒體，很無語!”那么如果媒體明知道地方政府懶政惰政會導致這種結果，但還是要執意地去報道，我很難將媒體的這種行為解釋為他們對學生的關心。比如說如果我明知道人從十樓的高度掉下來會死，那么我可以辯解我只是將人從十樓的平臺上踢出去，造成他死亡的原因是由于萬有引力，所以我對他的死亡不負任何責任嗎?到底是誰更應該為此言論感到無語呢?

　　信息時報2011年11月21日報道，廣西“黑校車”被查，學生步行10公里上學。同樣是信息時報的報道，【這里的校車停了，70歲奶奶每天蹬車往返十幾里送孫女上學】 校車事故后，江蘇豐縣所有校車都停了，70歲的奶奶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蹬三輪往返十幾公里送小夢婷上學。奶奶盼著孫女有校車接送。她流淚說，自己年齡太大，這樣蹬三輪恐怕撐不了幾天……這些報道并不是孤例，媒體在決定這種校車報道時是否應該三思?是否應該將平時反復要求其他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來要求一下自己呢?是學生的利益重要，還是表達自己廉價的正義感和良心重要?

　　校車問題并非無解，農村土地私有化、廢除戶籍制度、開放自由辦學，這三種措施都能大幅降低校車的出事概率和學生的傷亡概率。農民越富有，那么農民對自己孩子的安全投入就會越大。農民能進入城市成為居民，孩子上學的路途距離就會大幅降低。學校越多，學生就會有越多越安全的選擇。最重要的是，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家長并非自己孩子最好的保護者時(這是很嚴重的指控)，請尊重常識：親生父母才是學生安全的首要關心者。